劫国之后的古昌吉曾隶属高昌王国及其后的高昌回鹘王国，国都是今天吐鲁番市的高昌故城遗址，城内有多处佛教建筑遗存，西南角有一座全城最大的佛寺遗址，占地1万平方米，院内正中有残存的菩萨像和壁画，佛寺附近高耸的讲经塔上似乎还飘荡着当年吟经诵法的历史回声。汉唐以来，高昌是连接中原与中亚、与欧洲的枢纽，它是世界古代宗教文化荟萃的遗址之一。考古专家认为，离高昌故城不远的吐峪沟千佛洞是高昌王国王家寺院。敦煌莫高窟文献《西州图经》描述，在吐峪沟中有随山势展布的重重寺院，香烟飘飘，佛乐融融，游僧云集，人行谷中，不见天日。可惜这里的洞窟先后经历人为破坏和自然塌损，残存壁画展示着随岁月飘逝的辉煌。在吐峪沟以西，吐鲁番市木头沟西岸悬崖上有柏孜克里克千佛洞，它是高昌回鹘王国的王家寺院，也遭破坏，残余的佛座和壁画仍不失为当年佛教兴盛的历史见证。在这不远还有吐鲁番火焰山胜金口峡谷千佛洞，与高昌时期的佛教文化一脉相承。唐平高昌后，设置庭州，后改置北庭都护府，辖古昌吉地域。北庭都护府附近的北庭西大寺，又名高昌回鹘佛寺，为高昌回鹘王国王家寺院遗址。这足以证明古代昌吉乃至整个西域诸国凸显尊佛拜佛的文化特征，推而论之，作为佛教文化表现形态之一的观音文化在西域地区广为传播，古代昌吉也不例外。

（二）西域典籍的多元互证

从西域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看，在佉卢字、吐火罗文、于阗文、粟特文、回鹘文等文献中存在大量的佛经或佛教文学作品，内容丰富。目前史学界掌握的资料证实，中国最早的西域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可追溯到公元2世纪的佉卢字《法句经》，《法句经》是佛教典籍。［7］因为没有相应的佉卢语

存在，所以不用“佉卢文”来称谓。佉卢字是一种有趣的西域古文字，因其字母形状像驴唇，又被称为“驴唇书”。从梵语的汉语音译看，“佉卢”原义是毛驴和嘴唇两字构成的复合词，所以称“驴唇字”。在汉文化里，“驴唇不对马嘴”往往表示批评的意思，而在古代印度，“驴唇”是表示吉祥的意思，它是佛经中记载的一位名叫“驴唇仙人”的名字。这反映了中印文化的差异。还有学者认为，波斯帝国阿赫美尼德王朝国王的名字叫“驴唇”，也与佉卢字来源有关。佉卢字属于古代西亚阿拉美文字系统，词源来自梵文，最早起源于古代犍陀罗，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的文字，公元2世纪传入于阗国，3世纪传入鄯善国。近现代出土的于阗国、鄯善国佉卢字佛典，可以从历史文献角度证实佛教东渐的观点。公元3至9世纪在今新疆库车、焉耆、吐鲁番等地使用一种用印度婆罗米文中亚斜体作字母的文字，后被称为焉耆—龟兹文，西方将这种文字叫做吐火罗文，著名的吐火罗文剧本《弥勒会见记》成书约在公元5世纪，该剧长达27幕，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剧本。［8］于阗文使用年代约在公元5至10世纪，这种文字以印度婆罗米字母变体为字母，著名的佛经图书有《妙法莲花经》。［9］粟特人是古代西域的一个民族，擅长经商，粟特字母起源于阿拉美字母，粟特文文献中佛教经典的年代为公元8至9世纪。公元9世纪，漠北回鹘王国王室的嫡传，以高昌为中心，统一了天山南北，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，使用回鹘文，回鹘文文献分类中数量最多的为佛教典籍。［10］古昌吉人曾先后使用吐火罗文、回鹘文。这些反映佛典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与那些西域古国遗址上的佛寺、佛塔、佛洞呼应互证，说明西域诸国接纳佛教文化历史久远，并成为中国中东部地区接受佛教文化的源头。

（三）取经故事的传播认同

今天懂西域少数民族古文字的人很少，但在唐代有位高僧精通多种西域少数民族古文字，尤其擅长古印度梵语，他就是著名的唐玄奘，于唐太宗贞观三年，从长安西行，历尽艰难，最终到达印度求取佛法。［11］玄奘不仅是一位举世闻名的高僧，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语言翻译大师，他的《大唐西域记》虽难以超脱所处时代的世界观的局限，但除去佛教层面，留下的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，对研究古代西域和古代印度的历史极为重要，玄奘的影响远远超出宗教之外。公元16世纪明朝人吴承恩受玄奘西行启发，创作了神话小说《西游记》，西天取经的故事从此在中国家喻户晓。《西游记》被改编成多部影视剧，1986年央视经典版《西游记》第十集《三打白骨精》里有一个细节，白骨精借如来佛名义伪造一页天书，以欺骗唐僧赶走孙悟空，写在黄绢上的表示佛祖法旨的天书内容是：“恶徒不除，难取真经”，电视剧里是用汉文写的，这与佛教起源地古印度普遍使用梵文的文化背景不符，哪怕用玄奘西行时佛教盛行的西域多国使用的吐火罗文写也成，究其原因，主要是导演可能缺乏西域少数民族古文字知识，或是导演故意适应万千观众熟悉汉语的阅读习惯。

文章来源：《昌吉学院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cjxyxb.cn/qikandaodu/2021/0610/520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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